虽然近期美国奥斯卡奖电影备受关注，但其独立电影更具魅力，比如美国独立电影之父约翰·卡萨维茨的电影——他从本人视角出发，进行完全个人化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越是个人化的创作，其内容就越具有普遍性。卡萨维茨的电影即是通过独特的叙事手段，呈现他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与认知。
以巨大的面孔
揭示人物的“刺点”
约翰·卡萨维茨1929年出生于美国，父亲是希腊裔移民。他2岁时随父回到希腊，8岁时再返回美国。返回美国时卡萨维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但他一生都认为语言不是人类的障碍，因为人们的感情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常常自豪于自己的希腊出身以及辉煌的古希腊文化，他在电影中将之称为“金色希腊”。卡萨维茨受父亲的影响，一生热爱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来自家庭的古希腊文化修养以及早年间对柏拉图、索福克勒斯等等的学习，不但培养了他的审美趣味，也加深了他对电影创作的认知。他以“古希腊”的方式拍摄电影，形成独特的诗学特征，其风格完全不同于“奥斯卡电影”。
卡萨维茨喜欢将人的面孔拍摄成特写或者超大特写。面孔上那些充满了生命力的表情是细微的、不可捉摸的情绪的在场，赤裸裸地呈现出人的脆弱、恐惧、卑微与其他敏感的东西。1959年拍摄完《影子》后，卡萨维茨希望和《圣女贞德蒙难记》(1927)的导演德莱叶合作——后者是拍摄面孔的电影大师，认为人类的面孔妙不可言，人们完全无需语言，只需借助表情就能揭示内心。卡萨维茨和德莱叶一样，把摄影机推到人脸近旁，摄影机的镜头纯粹如目光，屏幕上放大了的面孔特写无比清晰，让人直视且无处逃遁，面孔的在场感承载了时间与个体记忆、喧嚣的情绪与暗涌的情感，其效果语言无法穷尽。面孔上瞬息的变化都隐藏和揭示着一场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灾难、情绪或认知。观众在凝视真实而巨大的脸部特写时，也窥视与触摸到了自我形象与内心。面孔的氛围或者灵韵(Aura)既拨动了观望者本人的情绪，也让观望者对屏幕上的面孔产生了认同、怜悯与爱。
卡萨维茨擅长从展示的表象中揭示不可见的本质，例如从面孔的表象来揭示“刺点”的根源。面孔上的肌肉因恐惧、悲伤、痛苦、尴尬等情感而形成反射运动，构成不同表情，久而久之每一方寸间都充满了时间的累积，犹如卡萨维茨在《首演之夜》(1977)中所说：“我喜欢老人，看这位老夫人，她无所不知，又深藏不露，我能看清她脸上的每条皱纹，每条皱纹里都蕴藏了艰辛，终日劳作直至死去，于是这就变成了爱或慈祥”。因而老妇人脸上并不美丽的“皱纹”成为卡萨维茨的“刺点”，但“刺点”并不是终点，它激起的人内心中的“慈祥”与“爱”才是重点。这一点跟法国作家、批评家罗兰·巴特一样。他在母亲去世时，希望能找到代表母亲生命本质的照片，翻阅母亲生前很多照片后，她房间里一张小女孩的照片触动了他，让他“从中看到了不被家庭悲剧(父母离异)以及任何体系束缚的善良”——这是母亲终其一生坚守的善良与温存，它成为罗兰·巴特的“刺点”，他的目光停驻在不可见的“爱，智慧”之上。同样，带着爱、悲悯与智慧，卡萨维茨把摄影机推向人物脸庞，巨大的面孔表情与感情就是他电影中的“刺点”，“刺点”不但使得观者能够触手可摸、玩味和自我折射，还唤起了他们内心中的“至善”之理念。
酒神力量与
“古希腊式的宽容”
卡萨维茨喜欢用古希腊的方式展示他对这个世界和人的看法。古希腊是酒神亦即狂欢之神的诞生地。酒神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原始的宇宙意志的力量，他狂热地致力于创造和毁灭，打破一切既有的界限而追求生命的最高宣泄。卡萨维茨的《权势之下的女人》(1974)中，女主角是被世俗价值观或主流意识形态判定为疯子的女性，这令深爱她的丈夫大为恼火。从医院归来，妻子仍然被专业医生、世俗判断甚至亲朋认知为疯子，但在孩子和丈夫之爱的导引下，疯癫不再疯癫，妻子有条不紊地解决丈夫难以解决的问题。影片经历了“坚信-怀疑-坚信”受难般的历程，从爱开始，到爱结束，卡萨维茨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颠覆了大众的认知与价值观，而夫妇二人的受难则引起了观众的恻隐之情与崇高之感。
古希腊酒神式的选择与自由意味着前途未卜，充满冒险。《迟到的蓝调》(1962)是卡萨维茨对选择与自由的探索，影片的内涵显得弥足珍贵。音乐家为了坚持艺术原则，和他的乐队在空旷的公园里演奏，遇到了独具天赋的清唱女歌手，后者因势单力薄和不自信而被主流市场经纪人操控。音乐家赏识并深深爱上了她，却遭到了经纪人的暗算，二人历经重重磨难，最终打破陈规与世俗之念，向艺术回归，走向神圣，实现了自由，并在宽恕、怜悯与爱之中升华了人的存在与艺术价值。
